中国期货历史上的“祖师爷”,这个家族被称为中国真正的财团!一文揭秘神秘的”荣氏家族”

周五啦,今天放松放松,带你读历史~

说到中国期货的发展史,源头还要追溯到1921年,纱布交易所在上海正式挂牌,经办棉纱期货交易。百年来,“面粉大王”“棉纱大王”“红色资本家”“中国的洛克菲勒”,这样的王牌称号一直围绕着与这段历史相关的——荣氏家族,他们在商场上纵横驰骋、独领风骚。

上世纪50年代,毛泽东更评价说:“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,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,就只有他们一家。”

百年中,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,荣氏家族经历过多次常人难以想象的戏剧变幻,几番动荡,浮沉不已,但最终都能化险为夷。今天,小编带大家走进这段历史沉浮的往事,一起感受百年前荣氏家族的风采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分享,别忘了在文章末尾点一个赞哦

来源:网易财经

出身贫寒十几岁便开始做学徒

荣氏兄弟出身贫寒,太平天国运动期间,无锡遭遇战乱,其父荣熙泰的三个兄弟、二位伯父家的4个堂兄弟,都不幸被抓或被杀。

荣氏一门几乎灭绝,荣熙泰因为在上海铁铺当学徒才幸免于难,后安定下来相继生下荣宗敬、荣德生等兄妹四人。但苦于家境贫寒,在兄弟俩十多岁时,父亲就让他们去广州、上海等地做学徒谋生。

创办广生钱庄

后来,荣熙泰投到广东厘金局总办朱仲甫手下帮忙理账。1895年荣熙泰因病离职回乡时,已有几千块银洋的积蓄,1896年,他与人合资在上海开设广生钱庄,宗敬、德生兄弟分任经理与会计。

荣熙泰一生勤恳踏实,他临终时嘱咐两个儿子,做生意切忌投机,要坚守踏实、稳健的行事作风。两兄弟一直遵守父亲遗训,稳妥经营钱庄,从不投机倒把,几年后便掘得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桶金,这也成为后来两兄弟创业的基础。

进军面粉行业

荣德生南下广州时,看出了面粉行业的商机,他把这一想法告诉荣宗敬,兄弟俩一拍即合。

20世纪的第一个年头,荣氏家族事业迈出了其决定性的一步,在无锡西门外的太保墩创办了保兴面粉厂,有保证兴旺的意思,这是无锡历史上第二家近代企业。17亩地皮,四部法国石磨,三道麦筛,两道粉筛,就已经是面粉厂的全部家当。

陷入风水官司风波

荣氏兄弟的工厂创办并不顺利,当时无锡乡绅联名告保兴面粉厂“擅将公田民地围入界内”,而且在古城边竖立烟囱,必将“破坏风水,有伤文风”,知县谕令责成面粉厂饬迁移。消息一出,纷纷传言荣氏兄弟建面粉厂触怒了乡绅办不下去了;股东们也来询问,有的甚至萌生退缩之意。最终一场风水官司风波直接打到了两江总督府,幸好总督刘坤一是个洋务派,把讼书给驳了回去,这样一场历时10个月的风水官司风波才算了结。

面粉滞销险些关张

面粉生产出来以后,销路很差,当地谣传“机制面粉看着白,却没有营养,吃了会不消化”;加上江南人以大米为主食,面粉主要销路在北方,而荣氏兄弟从来就没有跨过江,北方市场完全没打开。

保兴苦撑一年后,大股东朱仲甫见实业无利,决定撤股,但兄弟俩人却决定增资,并四处筹钱,并将面粉厂名字改为茂新。

初露经营天赋

在改名之后,荣氏兄弟先是物色到了营销上的能人,专门去打开北方市场。

他们在销售上还动了很多脑筋,比如在面粉包里随机放进一块铜元,作为“彩头”,给消费者带来意外的惊喜,这种促销花样在很多年后仍然有效。

1904年,东北爆发了日俄战争,面粉需求陡然增加,生意一下子就好了起来。两兄弟还十分重视对新技术的投入。

1905年,他们得知英国的制面设备比法国的要好,马上决定购进六部英制钢磨机器,生产能力顿时翻了一番。

不久后,他们得悉美国研制出了新的面粉机,性能更加优良,于是又下决心举债采购。

成为面粉大王

从1912年到1917年,无锡的荣家兄弟一口气开出了九家工厂。茂新面粉厂办了八年之后,终于站稳脚跟,到1910年,工厂产量比初建时大了十倍,已经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大厂。

这时候,两兄弟兵分两路,老二荣德生留守无锡,老大荣宗敬去了上海。1912年,荣宗敬在上海新闸桥开出第二家面粉厂,起名福新。他在股东会上提出,为了扩大再生产,三年内不提红利,所有的钱全部拿出来“滚雪球”。

为了加快“雪球”的滚动速度,以冒险为乐事的荣宗敬采取了新建、租办和收购等多种手段。在上海滩上,他放出风声:“只要有人愿意把厂子卖出来,我就敢买。”

1913年夏天,他租下陷入困境的中兴面粉厂(两年后全资收买,改名为福新四厂),到了冬天,在中兴厂东面,新建福新二厂。

1914年6月,他又在福新一厂的旁边吃进土地,建起福新三厂。1916年,荣宗敬又远赴汉口,建福新五厂,第二年,租办上海老牌的华资面粉厂华兴,改名为福新六厂。从此,无锡荣氏兄弟的名声轰响于中国商界。

建立棉纱帝国

创办于1905年的振新纱厂到1912年的时候已经很赚钱了,每年可得利润20余万元。1915年,荣宗敬在上海郊外的周家桥开建申新纱厂,购英制纺机36台,第二年投产开工,正赶上欧战期间的需求饥渴。

上海的棉纱价格大涨,从每件90余两狂涨到200两,出现了“一件棉纱赚一个元宝”的暴利景象。

申新在开工后的三年里,棉纱产量从3584件增加到9 811件,棉布产量从2.9万匹增加到12.8万匹,赢利更是惊人,从开办当年的2.06万元增加到22.2万元,3年增长10余倍。

中国期货“祖师爷”

1919年,日商已经在上海开设了一家取引所(即期货交易所),经营面粉、麦麸期货交易。取引所主要是日本人用来控制原料与成品价格的工具,同时又可以兼做棉花贸易。日本人借经营面粉、麦麸、棉花的期货交易等,控制原料与成品价格,最终辖制中国商人。

而中国却一直是现货交易,已经落后很大一步了。对此,荣宗敬萌发了自行成立期货交易所的念头。

五四运动爆发后,国内掀起抵制日货的风潮,荣宗敬借机联合其他实业家和商人,于1920年3月1日,同阜丰厂宁钰亭、申大厂顾罄一等18人把上海机制面粉公会贸易所改组为中国机制面粉上海交易所,并于8月14日正式对外营业。

这是中国人在上海建立的首家期货交易所,经办面粉、麸皮期货交易。不久,荣宗敬又趁热打铁,在华商纱厂联合会上提出了筹建纱布交易所的设想。

1921年,纱布交易所在上海正式挂牌,经办棉纱期货交易。从此,夺回了面粉和纱布期货价格主导权。

收购日本人的纱厂

荣宗敬还干了一件让中国商界很长脸的事情。1917年,他出40万元买下上海一家原本由日本商人经营的纱厂,改名为申新二厂。

自1884年“红顶商人”胡雪岩斗丝惨败后,上海棉纱业先为英美商人控制,后成日本公司天下。如今,中国企业竟有气魄和能力收购日本企业,一时成了埠上让人津津乐道的新闻。

金融“抗日”

1925年5月30日,“五卅”运动爆发,又一轮抵制日货风潮爆发,荣宗敬看准机会,上演了一场做空日元的好戏。荣宗敬先是一连几天大量抛售日元,逼迫日元汇价狂跌不止。

当收到日本几家大银行组成银行团来出面维持日元后,指示下属立即“空翻多”,不露痕迹地吃进200万日元。

当在日本银行团出面维持下日元出现回升时,荣宗敬又让下属继续公开地抛售大量日元,同时派人制造各种日元将下跌的舆论。

一时间连上海各银行、钱庄、欧美商人及银行也开始大量抛出日元,外汇市场上日元一日不如一日,汇价再次急剧下跌。

此时荣宗敬杀了个回马枪,动用全部资本购进远期日汇(期限为6个月),为了筹得资金进行这次规模空前的日汇投机,大量售出积压的粉、纱存货,并不惜以低价抛出远期栈单。

半年后,日元汇价逐步上扬,荣宗敬按照新的比价兑回到期的日汇,几乎净赚400万日元,几大日本银团却损失惨重。

管理上“恩威并用”

荣德生认为,工厂办得好不好主要靠工人,工人的生活安定与否,文化水平的高低,直接影响生产。他自许“恩威并用”,推行严格的《工务规则》是“威”,施行惠工政策、劳工自治区无疑就是“恩”。

严格的一面,比如规章规定职员要戒鸦片、戒赌博、戒酗酒、戒斗殴、戒调戏妇女,一旦违反立即解雇。另一方面,1923年,他在申新三厂开始推行职工福利措施,1926年倡办“劳工自治区”,到1933年正式推行。

教育方面,相继开办了不收费的职工子弟小学和工人晨、夜校,有一千六七百人参加过识字班。此外还办过多期工人养成所等。

惠工政策包括发生活补贴,上班期间工人免费在厂就餐;垫支服装费用,统一为工人制作服装、被褥,分期扣款;除花柳病外一律免费医疗;

增加假期,每人每月例假3天,假内放电影、演戏等;还有带薪年假制度,只要职工服务满一年,经主管同意就可以休息两星期。

服务满十年,就可以休息三星期,休息期间照发工资。因公致死发抚恤费、安葬费50元,一般死亡发丧葬费6元。

衣食上坐拥半个中国

二十世纪30年代初期,荣氏家族的事业达到巅峰。当时申新纱厂约占全国民族资本棉纱厂纱锭数的20%,布机数占28%,茂新和福新的面粉厂规模占全国同行业的1/3左右,占上海市的1/2,其旗下企业总数达21家,赫然是当时国内规模第一的民营实业集团。

荣宗敬曾很得意地对友人说:“当今中国人,有一半是穿我的、吃我的。”1933年是他的60岁大寿,在贺寿堂会上,他很兴奋地对济济一堂的宾客说:“烈士暮年,壮心不已,吾今已届六十,纱锭数达到六十万,我还要活到七十岁、八十岁,纱锭要达到七十万、八十万……”

遭遇危机

1934年,荣氏家族迎来了最暗淡的一段时期:家族头牌企业申新纺织搁浅了。当时,世界经济危机的阴影日益笼罩到中国,国内通货紧缩,人心浮动,而日渐增多的民国政府赋税也大大加重了民营企业的负担。

仅申新纺织一家,就被抽去特税达1500多万元。紧接着,国际倾销潮一波波来袭,日本纱厂所产棉纱在中国的倾销,致使民族纺织工业一直在不景气的环境中挣扎。1934年,纺织、面粉又同时受到世界性倾销的影响,申新的几个纱厂存货堆积如山,荣氏家族的各面粉厂也全部停工。

疯狂的举债扩张和巨额投机

荣氏的危机,除了客观原因,和其长期执行的经营战略也有很大关系。

荣宗敬大胆扩张,见到机会咬住就上,他的经营哲学是“只要有人肯借钱,我就敢要,只要有人肯卖厂,我就敢买”,是一个典型的激进战略痴迷者。“多买一只锭子,就像多得一支枪。”早就成了荣宗敬的一句名言。

另外,从1926年开始,荣宗敬和他的两个儿子荣辅仁和荣溥仁开始投机“洋麦”和“洋棉”。

由于频频在交易所买空卖空,在遭遇世界性倾销潮后,荣氏企业巨亏1000多万。当1934年陷入危机的时候,申新资产共值6898万银元,而负债达6375万银元,处在一个十分紧绷的状态中。

到1934年3月,上海所有银行已无一家肯对荣家放款,连荣氏参股的16家钱庄也关上了大门,荣宗敬一度急得要自杀。

兄弟分歧

荣德生节俭自奉,生活简朴,平日一袭长衫,布衣布鞋,一顶普通的瓜皮帽,饭食简单,不吸烟,不喝酒,不喜欢宴会,晚年完全素食,至用香烟壳写便笺。

荣宗敬则认为“排场是公司经济实力的外场表现”,他的座车是1918式林肯牌黑色轿车,1921年他在江西路建造气派的办公大楼,他弟弟心里就有不满,觉得用人既多,耗费日增,而且从此多事。

荣宗敬买下英国人的一幢三层花园大洋房,门楣、窗沿都有美轮美奂的雕花,窗户全是当年进口的彩色拼花玻璃,装饰极其奢华。

兄弟俩性格不同,经营作风上也有许多不同。荣宗敬重业务,主张做交易所;荣德生反对交易所,重视生产成本。荣宗敬重洋,喜欢请外国人,重视科学知识;荣德生重土,比较保守些。

荣宗敬着重上海,开工厂集中于上海,认为上海是交通、金融中心,经济调度便利,电力没有问题;荣德生着重内地,他计划向南京、徐州、连云港、郑州发展,买了一批地皮,认为内地这一带出产原料,工人工钱便宜。

人生污点

1937年12月初,日军成立了“上海市民协会”,委员名单中有当时滞留沪上的21个知名企业家,包括纺织大王荣宗敬、南市水电公司总经理陆伯鸿、杂粮业同业公会主席顾馨一等。

据《大美晚报晨刊》报道,12月24日“上海市民协会”的第一次准备会议召开,会后委员们“将其宣言及协会章程,送达日本驻沪陆海军当局,请求谅解”。

虽然荣宗敬表示“吾人必须勇往直前,做减少人民痛苦之举,无须惧怕,只需宗旨纯正,可不问其结果如何。”但此举仍被视为汉奸行为,上海市商会、总工会等20多个团体联合集会并发表声明,宣布该协会为“非法组织”。

几天后陆伯鸿则被国民党特工暗杀,顾馨一家中被投掷手榴弹,荣宗敬也遭到死亡威胁后被迫在报纸上公开声明退出“市民协会”,接着避走香港,并与1938年病逝于香港。

为抗日做出重大贡献

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后,荣家兄弟把茂新四厂库存的几万包面粉和数千担小麦,以记账方式给第三集团军做军粮。“八?一三”事件后,他们第一批捐出5万袋面粉及大量慰劳品。无锡各界组织抗敌后援会,荣德生以“乐农氏”之名首先捐助面粉一万包,后来又捐出两万包,其中一万包用来救济难民。

“孤岛”再现辉煌

在1939年到1941年这段时间里,上海租界成为“孤岛”,由于战时环境特殊而人口激增,外来人潮携来的大量资金,使得租界内物价大幅上涨。

那段时期,上海租界以外沦陷区纱厂不是被敌人炮火所毁,就是被日军强占;而内地对纱布的需求极大,在租界内继续开工的纱厂,“无不市利百倍”。在这段时间,荣家不仅还清了战前相当于17万两黄金的全部银行贷款,还开办了银行与一些贸易公司。在战争中,仅有商人的精明显然不够。在租界内,荣氏企业借用的是美商和英商的名义。1941年7月,日本人曾指使汪伪政府接收申新的两个厂子“归为国营”,但因为两厂所依靠的美商和英商的抗议与交涉,荣家才得以继续保有两厂的所有权。

“天元计划”和“大农计划”

虽然在抗日战争期间荣氏产业遭受重创,但荣德生在古稀之年还有着雄心勃勃的“天元计划”,包括金木水火土五大领域,想由面粉而扩大到各主要食品,由纱布扩大到印染、丝绸、麻葛等,机器从翻砂、铁工扩大到重工业,能自造各种母机,办学从小学到大学,筑路则环太湖接通,要重新开创一个新的“天元实业公司”系统。他说自己不是资本家,而是事业家。

1942年他还替国家拟订“大农计划”,主张在甘肃、青海等西部地方首先推广,工、农、牧、学并举。但由于内战的爆发,这些计划最终都流产了。

荣德生遭绑架

1946年4月25日,“面粉大王”、“棉纱大王”荣德生被一伙不明身份的人绑架,轰动一时。绑匪们向荣家勒索50万美元。当时荣家的资金大都用在恢复企业和扩建新厂上,要拿出50万美金绝非易事,但又怕延误了绑匪会撕票,所以也不敢报告警方,一切都在暗中进行。

33天之后,终于筹齐50万美金,荣德生才被放回家。但此案传到了蒋介石耳朵里,下令查办。

案件最终侦破,追回了赎金,但负责查案的人却向荣家索要破案费,荣德生为了酬谢军警当局和有关方面,先后付出60万美元,仅军统的二老板王新衡拿去的,就有15万美金,外加一栋小洋楼。

荣德生选择了留在大陆

新中国成立前,位于上海及江浙一带的民族工商业的商人,又开始了大规模的对于出路的抉择。当时的“十大资本家”,有9家举家迁徙,有的出国赴美或者赴欧,有的则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。

荣氏家族的大部分人也选择了离开,唯独荣德生执意留下来。他对此是有考量的,当年他在无锡创办的公益小学,在无锡解放前的两年里,一直是中共无锡工作委员会机关所在地。荣毅仁的家眷,此时已经先期去了香港。

对于荣毅仁的留下,如今有两种说法,一种是他决定与父亲共进退而自愿留下;一种是他那时在上海还有一起官司需要出庭,正好赶在上海解放那天,阴差阳错地留下了。

荣毅仁率先支持公私合营

1954年,荣毅仁带头拉开申新纺织与政府公私合营的大幕。许多股东都不能理解,担心财产全部被充公。荣毅仁却说,“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,不走也得走。只要接受改造,大家都会有饭吃有工作,而且可以保留消费财产。”由此,荣家发展了半个世纪的产业,变为国家所有。

当年,申新集团成立,荣毅仁成为总经理。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称荣毅仁为“红色资本家”,并以上海市前市长身份,为他助选上海副市长。荣毅仁在最辉煌时,成为中国国家副主席。

荣智健和中信帝国

1978年,荣毅仁受国家之命,组建中信公司,意在向国际融资。几乎就在同期,荣智健放弃了清华的研究职位和家人,独自去香港闯荡。

1986年,荣智健正式加入香港中信,出任总经理。此时,荣智健已来港多年,早已不是那个初入商界的名门之后,他的一番资本运作成绩,似乎是为了向外界证明,自己不仅仅只是荣毅仁的儿子。

2002年开始,荣智健登上了中国首富的位置。这与他6年前的分股事件有着脱不开的关系。作为一个大型国企集团中的核心人物,能够敢于冒出头来做首富的,荣智健应是第一人,他由此频频进入公众视野,张扬其个性。

作为家族第三代传人的荣智健,与李嘉诚等富豪的勤俭不同,生活较为豪放。完全西化的行事作风,虽令香港人士对中资企业的观感改变,但仍引来不少“挥金如土纨绔富豪”的议论。

荣智健对此很不以为然。2009年因投资外汇巨亏而辞去中信泰富集团主席,2014年9月香港证监会起诉中信荣智健,为“炒汇案”4500股民讨赔偿。

荣宗敬后代“衰落”

相比荣德生的后代,大哥荣宗敬的后人显得有些“没落”了。荣宗敬逝世后,其儿子继承了他张扬、奢华的生活理念,然而却没有了他在事业上指点江山的能力。

1949年前,荣宗敬儿子荣鸿元等过生极其奢华的生活。上海银行副经理李芸侯目睹荣鸿元、鸿三兄弟当时的奢靡生活,荣公馆里整天都是赌钱、跳舞,大开酒筵。

研究上海老房子的宋路霞说,现在淮海路上的美国总领事、日本总领事官邸分别是荣鸿元、荣鸿三的住宅。

1948年9月4日,荣鸿元以“私套外汇、囤积居奇”的罪名被捕,在提篮桥的特种刑事法庭上当庭放声大哭。荣家虽然请了章士钊等三位名律师,但荣鸿元还是被关押了77天,幕后交易进行了70多个晚上。

到11月18日开庭宣判6个月监禁,缓期2年。荣鸿元元气大伤,出来不久就携带着大部分的资金撤离大陆,去了香港。荣宗敬的孙辈目前则分散在香港、巴西、德国各地。

(全文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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